1945年10月1日至12日，中國民主同盟在特園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的問題，認真研究了毛澤東在《論聯合政府》一文中所提出的設想與中國現實之可能。
會議通過《政治報告》、《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》和《中國民主同盟綱領》三個文件，提出了“反對獨裁，要求民主；反對內戰，要求和平”的政治主張。
大會增選葉篤義、董進時、蔣勻田、何公敢、陶行知、劉王立明、孫寶毅、聞一多、鄧初民、楊子恒、劉清揚、辛志超、杜斌丞、范樸齋、柳亞子、史良、馬哲民、李公樸、馮素陶、羅子為、楚圖南、陳此生、李相符、沈志遠、李章達、楊伯愷、李文宜、李伯球、羅涵先、曾庶凡、劉子周、羅忠信、劉泗英等33人為中央委員，連同原有中央委員33人，共有中央委員66人。
推選張瀾、沈鈞儒、黃炎培、章伯鈞、羅隆基、梁漱溟、左舜生、史良、張君勱、張東蓀、張申府、杜斌丞、陶行知、朱蘊山、潘光旦、馬哲民、周鯨文、蔣勻田18人為中央常務委員；張瀾連任中央常委會主席，左舜生任秘書長，章伯鈞為組織委員會主任，羅隆基為宣傳委員會主任，張申府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，張君勱為國際關系委員會主任，梁漱溟為國內關系委員會主任，沈鈞儒為青年運動委員會主任，陶行知為民主教育委員會主任，黃炎培為工商委員會主任，劉清揚為婦女委員會主任。專委會成為民盟工作重要的組織形式。
大會采取有力措施限制青年黨在盟內的派別活動，削弱了青年黨在盟內把持的權力，進一步鞏固了盟的組織。大會通過了《中國民主同盟組織規程》，規定了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原則、中央和地方的組織機構、盟員入盟和退盟的具體辦法等等。
會議還決定出版一種日報。經籌備，1946年2月1日，民盟總部機關報《民主報》在重慶正式出版。（1946年1月，民盟籌備創辦機關報《民主日報》，并已在《新華日報》刊出廣告，后因國民黨策動親信搶先發行同名日報，遂改名《民主報》，于2月1日在重慶發行，發行人為張瀾，社長為羅隆基。圖為《民主日報》廣告和《民主報》創刊號。）
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政治綱領和主張，反映了戰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要求，與中共“七大”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相呼應，因而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各界群眾的積極支持。
民盟的地方組織繼續向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發展。1945年10月，民盟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建立東北區、華北區、西北區、西南區、華南區總支部。1945年12月，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在香港成立。1946年2月，港九支部成立。1946年夏，南方總支部在東南亞開展活動，7月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，由胡愈之、胡守愚、李鐵民等負責。此后，民盟在暹羅、印尼、美國、越南、馬來亞、英國和緬甸建立海外組織。民盟南方總支部除領導海外盟的組織外，還領導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、香港、澳門等地的民盟工作，也曾指導臺胞盟員開展活動。
中共與民盟的一次君子協定——1946年舊政協會議上中共與民盟的共進退
1941年民盟成立時的名稱為“中國民主政團同盟”，后于1944年改稱“中國民主同盟”。
75年來，民盟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，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、民族的崛起和復興而不懈努力和奮斗。75年間，中國共產黨和民盟之間風雨同舟、肝膽相照的故事，不乏波瀾壯闊，也不乏情誼深長。
讓我們把目光投往新中國成立前中共與民盟的一次“君子協定”。那是1946年的1月10日，重慶，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（俗稱“舊政協”）正要召開。中共與民盟的“君子協定”，就是在這次會前達成——雙方約定，在會上采取一致步調，互相支持，共同斗爭。其實關于中共與民盟之間的合作風格，1945年10月毛澤東與張瀾會面時就已定下了默契。
正是在中共和民盟的充分協商和默契配合下，最后促成會議通過《關于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》《關于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》等五項協議，實質上否定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和專制獨裁。
這是中共與民盟一次精誠合作、互助共贏的生動實踐。
1945年抗戰勝利后，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斗爭，國內外社會輿論的壓力，包括民盟的一再呼吁之下，蔣介石被迫做出“和平”姿態，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。
談判期間，毛澤東曾三訪特園，與張瀾等民盟領導人就國共談判、民盟與中共配合等問題交換意見，毛澤東稱贊張瀾是“老成謀國”。10月10日，國共雙方簽署了《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》（即《雙十協定》），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。（圖為毛澤東到訪的特園客廳。）
出席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名額，《雙十協定》決定由國共雙方商定。最初商定的名額是：國民黨9人，共產黨9人，民盟9人，社會賢達9人，共36人。
因為社會賢達的代表名額也是由國共雙方共同商定，能自主推定名額的民盟就顯得尤為重要起來。國民黨為掌握多數，便琢磨著對民盟實行分化瓦解之策，以此來孤立共產黨。當時民盟內部政治情況的復雜，也正好給了蔣介石可趁之機。
當時的民盟，還是一個聯合了“三黨三派”的政治黨派，里面有中國青年黨、國家社會黨（后改稱民主社會黨）、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（后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）和中華職業教育社、中國鄉村建設協會、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（后改稱中國人民救國會）。國民黨的陰謀就是拉攏扶持中國青年黨，讓其強硬要求在民盟的9個名額中獨占5個，以達到分裂民盟的目的。
有著三黨三派，并還有著為數眾多無黨派人士的民盟，當然是斷然拒絕了青年黨的無理要求。但在國民黨支持下，青年黨悍然表態：“一定要5席，這不是討價還價的問題，如若民盟不同意，青年黨就要作為獨立的單位參加政協會議”。國民黨這時馬上跳出來，公開表示支持青年黨脫離民盟，擁有5席，民盟減少2席的要求。民盟數次向國民黨申訴，欲保持9席，國民黨置之不理，一面是名額被瓜分出去，一面是名額如何分配，民盟面臨著極大的難題。
此時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提議，青年黨可以獨立單位參加政協，其5個代表名額由中共讓出2名，國民黨讓出1名，另外將代表總額再增加2名；民盟原定的9個名額不動。共產黨這一顧全大局，主動讓步的做法，讓國民黨始料未及，不得不接受這個分配方案。最后商定的名額分配就是：國民黨8名，共產黨7名，民盟9名，青年黨5名，社會賢達9名，共38名。
民盟在中共的幫助下解決了難題，也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共患難與共、真誠相助的戰友情誼。對中共這種以國事為重的大氣魄，民盟中央主席張瀾說：“共產黨真是大公無私，為國為民！”自此，青年黨分裂出去后的民盟，內部更為團結，也更為堅定地站在共產黨這邊。
會議期間，不論大會還是小組會，以張瀾為首的民盟代表團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，按照會前達成的“君子協定”全面合作，結成親密同盟。會上雙方有重大的行動和主張，或是遇到重大事項，彼此都先接頭交換一下意見，采取一致步調，互相支持配合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們非常忙：白天開政協會，晚上雙方還要在一起開小會。
比如在國民政府委員和國大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，當時國民黨一黨獨大，只余所剩不多的名額分配給其他黨派，青年黨還在其中搗亂。為此，周恩來與張瀾多次協商，周恩來提出聯合爭取名額，確保取得否決權的方案，并表示在名額的內部分配上完全考慮民盟的需要。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，會議通過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的表決法規定“國民政府所討論之議案，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，須有出席委員2/3始得通過”，國大表決法規定：“討論的提案，須經出席代表3/4的同意，才能形成決議”。
爭論最激烈的是“軍隊國家化”問題。國民黨堅持首先“軍隊國家化”，然后才能“政治民主化”，妄圖吃掉人民軍隊；共產黨則針鋒相對，提出首先“國家民主化”，即政治民主化，然后才能軍隊國家化，并建議雙方軍隊同時交民主聯合政府及其統帥部。民盟支持中共提案，提出《實現軍隊國家化并大量裁兵案》，明確表示：裁軍方案由“政治協商會議審核通過后，交改組后的政府執行”，也就是說，先改組政府，后整編軍隊，先政治民主化，后軍隊國家化。經過激烈爭論，勉強達成《關于軍事問題的協議》，通過了“軍隊屬于國家”“軍黨分立”“軍民分治”“以政治軍”等原則規定。
1月31日，政治協商會議閉幕，通過了《關于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》《和平建國綱領》《關于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》《關于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》《關于軍事問題的協議》五項協議。舊政協會議的召開和決議的達成，是中共與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斗爭的結果。
在蔣介石的眼里，民盟簡直就是中共的外圍組織。他在1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：“本日共黨外圍所謂民主同盟者對我政府之攻訐與要挾……”。中共與民盟合作的默契，彼此間高度的信任，卻也由此可見一斑。
會后：共克時艱——民盟與中共攜手奮斗
此間的患難與共，使中共和民盟進一步加深了肝膽相照的戰斗友誼，取得了政治共識和合作經驗。尤其是民盟，更加堅定了與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的決心。
與此同時，舊政協各項決議筆墨未干，各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在重慶較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，就被國民黨肆意破壞搗亂，是為較場口血案。緊接著，中共《新華日報》和民盟《民主報》的營業部就被搗毀。其后，國民黨又公開撕毀政協協議，發動全面內戰……
1946年7月，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、聞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殺身亡，中共與民盟同聲聲討……
11月，國民黨違反舊政協決議，單方面在南京召開所謂 “國民大會”，中共與民盟共同抵制，拒絕參加……（圖為當時報紙有關民盟、中共拒交“國大”名單的報道。）
1947年2月，國民黨強迫中共駐南京、上海和重慶等地代表和工作人員全部撤離，中共代表撤返延安前，將三處的房屋、財產等全部委托民盟代管……
10月底，國民黨宣布民盟為“非法團體”“嚴加取締”，在國民黨高壓之下，11月6日，民盟總部被迫解散。中共交托民盟代管的房屋財產，此時也被國民黨南京市政府劫收。
在國民黨制造的腥風血雨之中，在與中國共產黨共克時艱之時，民盟最終得出了“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”的結論。1948年1月，民盟的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，決定恢復民盟總部，公開宣布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，為實現民主、和平、獨立、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。會議通過的《政治報告》中這樣寫道：“自從本盟被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勒令解散以來，一切所謂‘中立’、‘中間’的說法和幻想，實早已被徹底粉碎了”。
1949年9月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，中國共產黨與民盟的合作翻開新的一頁。
